近日，“科学≠技术？我们一起聊聊科学的‘真面目’”——《科学乃自由之路》新书分享会举行。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哲学系双聘教授吴国盛围绕新书主题，就科学精神的起源与内涵、过去人们对科学的系统性误解，以及自由探索与基础科学的深远意义进行分享。
原文作者｜吴国盛
科学不等于技术：
一个被忽视的根本问题
分享会现场，吴国盛首先指出，人们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习惯以“科技”并称，实际思考时却只关注技术而忽视科学。这种“科技不分”的认知偏差由来已久——从20世纪初的“科学救国论”到后来对科技的推崇，再到民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曾经，人们对科学的推崇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吴国盛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自由探索，技术则是实用性的应用。中国在技术应用领域——高铁、AI、通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基础科学和世界观贡献上却很少。在这里，吴国盛特别指出，现代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源于基础科学突破：人工智能基于Hinton的深度学习理论，计算机网络基于量子力学和数理逻辑，电力和化工则基于电磁学和化学。如果每次技术革命都依赖跟随西方，那么，一旦遭遇技术封锁便会陷入被动。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正是制约中国基础科学突破的深层原因。
那么，“科学”一词在中国究竟由何而来呢？吴国盛对此进行了追溯——19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西周创造了“科学”一词。1895年，康有为将“科学”引入中国。1915年《科学》杂志创刊后，“科学”一词在中国才逐渐普及。吴国盛援引梁启超、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的讨论指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传统：四大发明、张衡地动仪、祖冲之圆周率等只是局部、孤立的成就，未能形成持续发展的科学传统。“中国古代技术确实发达，如陶瓷和丝绸，西方人难以复制。但技术发达不等于科学发达。”吴国盛认为，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难题”（为何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时未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导致中国人偏爱“古代科学发达”的说法，却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古代中国缺乏以推理演绎为特征的科学传统。
8月17日，“科学≠技术？我们一起聊聊科学的‘真面目’”——《科学乃自由之路》新书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理解科学的本质，
回归自由探索的精神
吴国盛指出，科学在19世纪才开始有实际用途，但在此之前欧洲已有两千多年的科学史。“为什么那些人在科学无用的情况下还要做科学？因为人类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要搞经济。”他以牛顿为例——牛顿没有为英国社会创造任何实际的GDP，却享有巨大名声，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吴国盛表示，实际上，科学不是工具，而是人类文化中最精致的东西、最高的追求。
吴国盛进一步将科学精神与“自由”的概念联系起来。他指出，自由不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概念——严复翻译liberty时苦思半年，发明了“群已权界”作为译名，但没有传播开来。“自由”一词仍然是日译。中国文化强调整体优先、个体从属，而西方文化始终强调个体的独立自主。“自由”的要义就是强调万物皆有自有的本性。科学的起源正在于“自然的发现”——相信万物皆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希腊人由此创造了一套以推理演绎为特征的知识体系，其目的不是实用，而是激活人内在固有的理性。“希腊人认为理性是人性的根本，学习科学是为了涵养人性，成为真正的人。”吴国盛说，“这与儒家认为仁爱是人性根本、需要激活爱心以成为君子的观点形成了深刻对比。”
将视野拉回当下，吴国盛指出，过去中国处于“追赶型”科技阶段，可以跟随其他国家学习，不需要追问科学的本质。但如今中国已进入科技前沿，“跟随学习”不再被允许时，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就变得极为尖锐和重要。吴国盛回顾了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压倒启蒙”的困境，竺可桢曾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但那时救亡的主要任务在前，无暇他顾。而如今，“如果仍然秉持功利主义的科学概念，那么科学将与中国无缘”。吴国盛强调，这不是能力问题——中国人在数学领域只要沉下心来就能取得成就——而是观念问题。理解科学的本质、回归自由探索的精神，是当前民族和国家迫在眉睫的课题。
以下内容节选自《科学乃自由之路》，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科学乃自由之路》
作者：吴国盛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6年7月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人类
16、17世纪诞生的现代科学，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以其科学世界观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的基础，在19世纪全方位向技术转化，成为最强大的物质力量，左右了现代世界的发展走向。
18世纪以蒸汽动力的广泛使用为代表产生了第一次技术革命，19世纪以电力和电讯的使用为代表产生了第二次技术革命，20世纪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使用为标志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命，21世纪刚开始的四分之一世纪则迎来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大爆发，我们似乎正在迎来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
每一次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第一次技术革命催生了工业文明，人类开始离开乡村土地、聚集城市工厂，交通运输提速，生产、消费、市场、资本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指标。第二次技术革命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逻辑，日常生活更加便捷，“铁路加电报”使战争进入全面战争时代，电讯业催生了大众传媒时代，宣告世界市场形成和全球化时代到来。第三次技术革命全方位推进工业化逻辑，使工业文明进入数字化时代，产生数字经济新形态，工业化逻辑无死角在全球所有领域通行，文化交流加强，信息革命使沉默的大多数浮出水面，众声喧哗。
一般认为人工智能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决逻辑推理和象棋游戏问题。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造了专家系统，利用复杂的规则库模拟人类专家的特定决策能力。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创造了神经网络和基于数据的机器学习。第四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利用海量数据和大型算力，创造了深度学习，在对弈、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翻译等传统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这四个阶段还可以合并成两个阶段，头两个阶段的基本思路是符号主义和表征主义，后两个阶段的基本思路是统计学习。前者追求“本质主义”的“理解”，后者追求“黑箱主义”的“实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影响了人们对“人类”智能之“本质”的认识。表征主义的失败和统计学习的成功似乎表明，人类智能的“本质”是在“学习”中解决“问题”、完成“任务”，而不是有什么“先天本质”。
虽然人工智能只是在近十多年才异军突起、惊艳亮相，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颇为惊心动魄。在有些方面，它已经超越了人类智能，比如下棋（卡斯帕罗夫、李世石在机器面前相继败北）、导航，甚至可以做出人类科学家做不出来的科学发现（比如AlphaFold精确预测蛋白质结构）；在有些方面已经接近人类智能，比如自然语言翻译、文本写作、驾驶汽车、管理决策等。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还能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在哪些方面改变社会和人类呢？哪些改变需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
第一个方面是人工智能对人类自由可能的损害。人类技术的本质是对人类生理性缺陷的弥补和替代。每一次的弥补和替代因其有效而使人类固有的缺陷得到巩固和无法弥补。衣服使皮肤的感知力、耐受性和适应能力下降。机动车使人类的运动能力下降。计算机使人的计算能力下降。人工智能因其优秀的理性决策能力，也可能会使人类的自主决策能力下降，这是需要提前警惕的。
第二个方面是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必定带来责任主体模糊和责任认定困难，从而带来治理困难。在许多场合，人类将与人工智能联合行动、共同决策，其责任主体不再清晰地归属于人，从而使追责产生困难，动摇社会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比如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事故，责任应该归于算法设计缺陷，还是数据训练不足，还是用户操作不当？再比如AI诊疗系统发生事故，金融投资顾问系统发生事故，战场AI控制下的无人机军事行动中发生袭击平民事件，都会发生类似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提前研究考虑的问题。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吴国盛；整合：何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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